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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他頭戴大紅色僧帽,身披絳色袈裟,手拄拐杖。他就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山西省佛教協會會長能海法師。能海法師俗姓龔,名學光,字緝熙。一八八六年臘月二十二日生在四川省綿竹縣一個小攤販的家庭里,少孤,靠姐撫養。十四、五歲到成都在一個大買賣家學徒。在學徒期間刻苦勤奮自學,后考入陸軍小學速成班,畢業后服務于軍中,開始了軍人生涯。
袁世凱竊國之時,法師已為團級,調到北京將軍府。在京時認識川人張克誠,張是精研哲學佛理的專家,受張的影響,萌生出家之念。一九一三年東渡日本考察,約半年時間返京。回川后,投奔軍閥熊克武(四川井研人,1913年任川東討袁總司令。1915年反對袁世凱稱帝,在云南與蔡鍔組織 護國軍,任川、滇護國聯軍總司令。1924年任四川討曹、吳軍總司令。1925年被蔣介石囚禁于虎門,釋 放后參與反蔣軍事活動。1949年發表書面談話,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曾任西南軍政委 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1970年6月2日在 北京病逝),開始在云南講武學堂任教官。當年,朱德委員長曾在這所學堂聽過他的課。
他怎樣信佛的呢?除受張克誠先生影響外,相傳在他三十歲(公元1915年)那一年,有一天,他發現同行中許多人去成都三義廟聽佛源和尚講楞嚴經,回來后大家都贊不絕口。于是第二天,他也去聽講經,一連聽了三日后,便跟隨佛源和尚學習佛法,并拜其為師,賜名能海。三年之后,辭去軍職,拋棄家庭,湊集了一筆錢,同幾個志同道和的人于一九一九年在成都紹成公園辦起了佛學社。并赴北京學習佛經三年,博覽各宗經論,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在四川新都寶光寺求戒,從貫一老和尚受“具足戒”。他兩次入藏,其中一次步行到西藏拉薩學習密宗經典,還到印度、緬甸等國學習。
一九三一年,他選擇成都市近慈寺作為宣揚佛法的場所,來寺聽講的士民以及慕名而至的游客絡繹不絕。一九四五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電函邀請他赴美講經說法。一九五三年四月,由北京資福院來五臺山清涼橋吉祥寺,相隨而來的僧人共三十余名。于一九五二年參加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和平代表團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會議。一九五五年還參加了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代表團去印度新德里出席亞洲和平會議。一九六二年能海法師地吉祥寺翻譯經典。據說,能海法師不僅深通佛經典,而且對婆羅門教、吠陀經典、印度的因明學、聲明學亦頗有研究。一九六二年,此寺僧人六、七十人,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跟隨他在這里研究佛學。
平時,他主張“依寺養僧,依僧護寺。”領導全寺僧人積極參加勞動,他們戰勝海拔二千四百四十米地勢高寒帶來的困難,開展了墾荒、綠化和畜牧等各項生產。從一九五三年四月起,到一九六二年已植松樹、柏樹、柴樹等六百多余畝,牲口發展到百余頭。寺院對大家的勞動報酬,采用了按勞分配評工記分的方法,以一九六二年為例,多數僧人得到二百元至二百五十元,少數僧人達到三百元。解放初,能海法師為了和平解放西藏,他不僅向政府積極建議,并且派遣隆果法師作翻譯,跟隨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為和平解放西藏盡了一份力量。
能海法師愛國奉法,樸素勤奮,和眾僧同吃一鍋飯菜。一日兩餐,“過午不食”。他經常教導僧眾 :“生活但求支身,不能過分享受,過則傷身害道。”這也是他立身行事的標準。能海法師一生虛心求真,學識高深,學風嚴謹,提倡綜合研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翻譯了大量經典,印刷發行了《菩薩戒集頌》等小冊子。他還打算將漢藏蒙主要經論譯成英法等國語言。期望與世 界進行交流,可惜未能如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能海法師圓寂,享年八十三歲。
一九七九年三月,政府有關單位給原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五臺山佛教協會會長能海法師舉行了百余人參加的追悼大會,并修起了八尺高的青磚墓塔,安葬了能海法師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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